“越剧”的名称每十六年更换一次,历经三次才定下来。 1906年诞生时,称“小歌剧团”或“德杜剧”。 1922年改称“绍兴文剧”,1938年左右定名为“越剧”。 其更名之变,恰恰是越剧发展史上三个时期的分界线。 越剧这个名字是从“绍兴大班”移植过来的,因为早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,绍兴大班也被称为越剧。 关于这个名字的换位,还有一个笑话是“大哥的位置被小弟弟抢走了,然后又被小妹妹抢走了”。 由于各地说法不同,当时信息来源不同,人们对越剧名称的由来和时间有不同的看法,至今仍持有不同的看法。 因此,厘清越剧名称的演变和形成过程,成为研究越剧历史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。

1.小哥班和嘟嘟班

1906年清明节,嵊县甘林镇东王村,一群“落地唱”艺人登台演出,一种新型戏曲由此诞生。 参加演出的艺术家们将其命名为“小歌书班”。 人们觉得太复杂了,就干脆称之为“小歌班”。

“楼唱”是流传于嵊县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。 它是在“歌唱班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 唱小歌起源于山北乡马塘村。 起初是简单的“四工合调”。 后来,为了弥补生计,贫困农民两人一组出去挨家挨户卖歌,挨家挨户地唱三五遍。 分钟换取铜钱、年糕、粽子等。 马塘人把这种唱歌乞讨的方式称为“小歌唱”,外地人则称其为“小唱歌家伙”。

当小歌发展成为一种民间艺术(行书)时,杭州、嘉兴、湖州地区被称为“升仙书”,但升县人仍称其为“小歌”,书中作者给它起了个名字“落——站立歌唱书”。 “这个名字是为了和上门唱戏区别开来的。生弦文声是从小歌来的,后来发展成戏曲的形式,这就是源与流的关系。所以,越剧诞生的地方,艺术家们称其为越剧。”它是《小歌文殊》的“班”,又称为“小歌班”,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小歌是由嵊县民间小曲演变而来。 是一首乡土曲调,韵味浓郁,乡土气息浓郁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,小歌班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新兴趋势。 戏剧的音乐内涵。 因此,胜县人民对小歌班这个名字有着特殊的感情。 即使越剧发展到今天的规模,他们仍然亲切地说:“去看小歌班”,就像母亲习惯用小名称呼儿子一样。

小歌班流传到其他地方,外县人也称其为“绍兴杜班”或“绍兴杜班”。 民国十七年出版的《杭州风俗补》说:“凡在绍兴创办的剧团,杭州人又称滴滴剧团、莺歌剧团。我不这么认为。”不知何意,也有人称其为“苋菜班戏”。普通十个人就可以完成。 它只有一个尺板和一个独孤。 两种乐器都有服装,但没有舞台台阶和脸谱。 因为鼓板的声音单调,所以有特殊的名字。”这是对杜班名称由来的正确解释。至于鹦鹉唱班,则指的是“瑶坛”。不过,一开始,小歌团确实模仿了《鹦鹉歌》的表演套路,就像一个稚气未脱的“苋菜少年”,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,所以常常被迷惑。

小歌班时期是民间艺术形式向戏曲形式的过渡时期。 演员阵容基本由歌手和书法家组成,舞美上仍残留着浓浓的民间艺术痕迹。 主要流向农村地区。 虽然它偶尔进入城市,但未能扎根。

2. 绍兴文戏

1917年,小歌班首次进入上海,在十六铺新景园演出,名称为“绍兴小歌班”,或“绍兴杜班”。 到1920年,小歌班在上海进行了三次尝试。 几经周折,终于成功了。 这时,音乐方面出现了重大突破。 安装了丝绸和弦乐器,主要是胡琴。 副调被废除,并提倡附加口音。 创作了丝弦规律曲调,结束了原来舞台上粪声单调的局面。 演员的艺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,涌现出一批青年名演员,改编了《玉钗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孟丽君》等重要剧目。 与以武术为主的绍兴大班相比,小歌班形成了以表演言情剧、文艺剧为主的艺术风格。 1922年,上海的马超水等人进入大世界演出。 实达世界还表演了绍兴台班。 艺人与老板黄初九签约后,经商议,将绍兴台班更名为“绍兴文戏”,并于1922年8月首次在世界上挂出招牌。 《文艺歌剧》出现在23日的《宣言》中。 杜剧团更名为绍兴文戏,标志着男子合唱团已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新型剧种。 由于与绍兴大班同县,关系密切,又常同台演出,上海、杭州人们一般称其为“绍剧”。

嵊县制作的戏曲为何以“绍兴”为地名? 嵊县除了属于绍兴府之外,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。 1910、20年代以后,“胜贤匪”在十里洋市场广泛流传。 上海的报纸经常以“胜贤土匪”作为新闻标题,这样入住胜贤宾馆的人就会被礼貌地拒之门外。 人们还将“盛土匪”与杜班联系在一起,称其为“盛县两大特产”。艺人曾牵连绑架案件,多次被巡逻警察搜查、监禁。正是因为上海人在当时对“盛县”二字十分忌讳,故名“绍兴文戏”。出去的盛县人也自称搅局者,称剧团为“绍兴杜班”,也回避“盛县”二字。即便如此,非议也难免,如民国十七年《绥安县志》记载:“乡村初期,绍兴杜班戏愈演愈烈。 表演者常常与盛盗混在一起,盛盗往往是抢劫的中间人。”

男越剧团在上海定名为绍兴文剧团的第二年,第一个女子越剧团在嵊县石家岙诞生。 当年冬,在上海升平阁舞台演出,并推出“绍兴文戏文武女团”。 品牌。 20世纪30年代初,女班兴盛,男班衰落。 绍兴文戏班由男班过渡到女班。 上海人称女团为“绍兴女子文戏”。 杭州也有人称其为“女子越剧”。 绍兴、宁波称其为“女子越剧”。 “女子文学班”民间仍称为“女小歌班”、“女独步班”。

3、越剧

绍兴地区古属越国,后人常以“越”来命名地名和物体,如越人、越客、越山、越水等。 地方戏曲亦是如此。 例如,明代四大剧种之一的余姚戏,又称“越曲”(《王文成公拳》卷三十二),高端戏曲称为“越剧”(宣统的《越剧》)。诸暨县志”)。 由于传统习惯,绍兴大班自1920年代起又被称为“越剧”。 例如,上海百代公司发行的绍兴大盘唱片中,就有越剧《龙虎斗》、越剧《三件套》等片名。 1930年代初期,“上海首次设立越剧售票处,打破了轻视穷人、不屑学习越剧的不良观念”(《东南日报》民国24年10月24日中国)。 本粉丝俱乐部是邵剧爱好者的业余组织。 聘任上海商会会长王晓来为名誉会长。 曾在《鱼樵社》中饰演光头宰相。 绍兴还有一个“越剧爱好者俱乐部”。 1938年,在抗日宣传运动中,演出改良版邵剧《倒影镜》,深受好评。 翻阅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杭州、绍兴的报刊,仍能经常看到诸如“越剧有乱弹、高腔两种”、“越剧会议”、“越剧”等报道。这里所谓的“越剧”,就是指绍兴大班。 1938年,绍兴县政府民俗教育馆举办了绍剧艺术家培训班,名为“越剧艺术家培训班”。 绍兴大班又称越剧时,也有人将女戏称为“盛剧”。 例如,1937年5月,盛县民间教育馆成立“盛戏改革委员会”。 1938年,绍兴、盛县举办“盛剧演员培训班”。

20世纪30年代中期,妇女文学和歌剧得到很大发展。 “仅嵊县一地,据民国二十四年的调查,就有两万多名演员,数百个戏班。” (见钟勤《越剧》,1951年三联书店版)。 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张,但那几年,嵊县的班级非常盛行,其数量和发展速度都难以计数。 在艺术上,女团模仿京剧的时尚剧目,文武兼备。 比如筱丹桂的《高升台》。 大班期间演出的50多部剧目中,一半以上是武侠剧,如《群英风》、《大话》、《春分四时》等教材也可以使用对于武侠剧来说。因此,女子剧的名字已经名不副实,客观上,有必要给这部从越罪中涌现出来的新剧起一个新的名字。

绍兴女剧更名为越剧。 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用文件来规定具体时间。 加之民国时期的报刊不全,现在很难找到明确的记载。 但从目前掌握的零星资料来看,越剧似乎经历了从邵剧到女子文艺戏的演变和形成过程。 这个过程不仅与其自身的发展有关,也与这两部剧目的兴衰密切相关。 女戏从农村进入城市,先在绍兴、宁波、杭州扎根,后流行于上海,发展成为祖国东南部的一大戏曲流派。 越剧的名称也随之改变。 起源于邵、雍,因申姜而得名。

1935年,石银花、姚水娟、肖丹桂等人齐聚永城,掀起了女子文戏热潮。 7月3日,《高升舞台》在大光明剧场上演。 《宁波商报》称之为“越剧”。 孙士济说:“时任大光明剧院经理的谢志平觉得,高升舞台原来的舞台是‘杜班’,‘绍兴女子文戏’作为剧名太土气了,难以为人所知。”认为高雅,所以我们和邱光贤协商将‘绍兴女子文戏’联姻为‘绍兴女子文戏’,而筱丹桂也被谢志平捧上了越剧皇后的宝座。” (见《从甬城升起的越剧明星——筱丹桂》,载于《宁波文史资料》第八卷)1936年9月,筱丹桂在绍兴觉民戏台上演出,《绍兴晚报》也标榜“情色花旦越剧女王”。 1935年11月,时银华在甬江戏院主持“苏风舞台”演出。 宁波《时事快报》刊登了“重金聘请青衣越剧大师施银华”的广告; 次年春节期间,时银华回到盛城演出,2月9日的《山盛日报》也刊登了这个广告。 同年,赵瑞华的《瑞云舞台》和姚水娟的《越新舞台》在宁波演出时,宁波报纸还称赵瑞华为“越剧领军人物”,姚水娟为“越剧主席”。 这枚尊称昆凌为“越剧”的桂冠随着她们在浙江各地演出而迅速传播开来,对女剧改名为越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1936年秋,第一女子大班的石银花、涂杏花、沈星梅、马秋霞等姐妹重组“第一越剧舞台”,在绍兴千秋样板剧院演出。 他们在《绍兴晚报》上刊登了“特聘越剧一号”“舞台上所有坤角日夜上台,9月6日开演”的广告,其中沉杏梅也被誉为“越剧泰斗元老”。 这是首次以“越剧”命名女子剧团。 当史银华等待上海百代公司录制十五张骊歌唱片时,民国二十六年2月11日,《绍兴晚报》发表了题为《越剧唱片昨天抵达绍兴》的新闻报道。 文章称,石银华、屠兴华、沈星梅是“越剧著名演员”。 1935年以后的四五年间,正如绍兴大班和女子文艺剧都被称为绍剧一样,在绍兴、宁波、杭州等地,两种剧种也同时被称为越剧。 这种情况在上海也时有出现。 例如,1936年9月7日《新闻报》的一则广告中,王兴华被称为“面容美丽、月色容貌的越剧皇后”。 应该说,这个时期是女子文戏更名​​为越剧的开始。 我们不能忽视这个过程,但也不能说它已经被命名为越剧了。

1938年,女剧团涌入上海,带来了“越剧”之名。 当年春节期间,姚水娟、李艳芳率领的“乐盛舞台”(原“乐新舞台”,迁鲁后更名)率先进入鲁,在通商宾馆剧院演出。 随后,肖丹桂带领的“高升台”紧随其后。 4月25日,上海报纸在显着位置刊登了恩派雅大剧院《重招杭绍甬唯一越剧皇后筱丹桂》和《震惊戏坛的越剧少妇》的字样。剧院。 广告。 彼时,“四季春班”、“苏风台”、第一台相继来到陆国。 当时名流云集,蔚为壮观。 当年9月,《戏曲世界》等报纸发起了向观众评选“谁是越剧皇后”的活动,姚水娟当选。 姚水娟获得这一荣誉后,兴奋地对范迪民说:“我会唱得越来越响、更高、更远。” (见范迪民《姚水娟的艺术之路》,发表于《浙江文史资料》《选集》第25期)她一口气说出了六个“越”字,对越剧之名赞叹不已。 这次评选“越剧皇后”,成为绍兴女戏更名为越剧后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开始。

1938年以后,上海女子越剧团不断发展壮大; 到1941年,剧团已发展到36个剧团,在上海各剧种中处于领先地位,在观众中形成了一支广泛的越剧爱好者队伍。 于是,从1938年到1941年,上海诞生了各种越剧专刊和小报,包括《越语》、《越剧专刊》、《越剧月刊》、《友好越剧专刊》、《另有《越剧画报》等著名演员专用题名《朱素娥专辑》、《姚水娟专辑》、《越中三杰》(赵瑞华、姚月明、李艳芳)、《马张华专辑》、《邢竹琴专辑》、《萧丹桂特刊》。 各报刊也不时开设越剧专栏。 可见,“越剧”这一名称在当时的使用十分广泛。

1942年以后,袁雪芬等人进一步主张越剧改革,又称“新越剧”。

绍兴女子文戏更名​​为越剧,从越剧的发展来看,标志着男绍兴文戏时期的结束。 其实,所谓“越剧”最初是指女子越剧。 从横向关系来看,越剧的名称由绍兴大班改为女子文戏,也反映了这两个剧种在那个时代的兴衰。 据1939年绍兴县民俗教育主任朱秉钧撰写的《绍兴越笙戏演员、杂技的培养与效果》报告称,越剧“因笙剧的兴起,生意受到很大打击,被废止”。无法保持其固有的特性。” 因此,他认为“新兴的女性文学阶层能够吸纳越剧的固有地位,并非偶然”(发表于《浙江詹氏教育文化月刊》第1卷第3期5月15日)民国28))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大哥的位置被小弟抢了,又被小妹霸占了”的戏言(7月1日《悦语》创刊号)民国二十八年)。大哥指的是绍兴大班,小哥指的是男子越剧文戏,小妹指的是女子越剧。

越剧的更名确实耐人寻味。 鼓声回响百载风雨,悦悦之声袅袅升起,映得梨园明媚。 在清月悠扬的歌声中,人们再一次为越剧的美妙艺术所痴迷和陶醉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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